□ 王?。ㄉ虾煼洞髮W教授）

《西政之士》是付子堂教授對其在任職西南政法大學（以下簡稱西政）校長期間所作開學和畢業(yè)典禮上的致辭進行重新編排加工匯輯而成的一部作品，目的是努力呈現(xiàn)對西政辦學宗旨、人才培養(yǎng)理念的思考以及對于“西政精神”豐富內涵的漸悟過程和對“西政之士”應然形象或“理想類型”的描繪刻畫，祈望能夠對一代又一代西政學子的成長有所啟發(fā)，并希望有裨于新時代我國法學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

貫穿全書的是作者極為重視對“西政精神”內涵的提煉打磨和精準詮釋。在旁觀者看來，“西政精神”是西政可以獨傲群芳的風骨和氣質，是“西政之士”的自信之源和無盡的精神財富。

縱觀西政校史，“西政精神”不僅是貫穿學校持續(xù)創(chuàng)業(yè)的動力和主線，而且是標識西政全部辦學成就和大學特色的靈魂所在?！拔髡瘛钡母拍顝脑杏蕉ㄐ徒洑v了較長時間。各版西政校史書稿十分清晰地記載和反映了這個過程。

1993年第一版西政校史書稿，最早提出要總結西政多年來的辦學經驗和深刻教訓，以此作為學校寶貴的精神財富和今后發(fā)展的借鑒。

2003年第二版西政校史書稿，首次出現(xiàn)“西政精神”的表述，同時給予內涵上的界定：經過幾十年建設和發(fā)展，在繼承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同時，西政不斷培植出具有時代特征和地域特點的辦學特色，創(chuàng)造了西政品牌，鍛煉培育了作為學校之魂的“西政精神”。其具體內涵是“心系天下、愛國愛校，逆境崛起、自強不息，求真務實、不尚空談，團結協(xié)作、和衷共濟”。這為后來進一步概括和凝練“西政精神”概念提供了最原初的表述元素。

2010年第三版西政校史書稿，進一步強調要總結和提煉西政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要把“西政精神”的形成、發(fā)展、傳承和弘揚，確立為編撰校史書稿的基調和主線，將原有表述細化和調整為“心系天下的責任意識”“自強不息的克艱氣魄”“嚴謹求實的誠信學風”“和衷共濟的團隊情懷”。2017年西政召開第八次黨代會，正式將“西政精神”內容的核心確定為“心系天下、自強不息、和衷共濟、嚴謹求實”十六字，同時對每個表述逐一作出標準釋義。

這標志著“西政精神”概念的定型，隨后載入了2020年第四版校史書稿。

筆者研讀西政第四版校史書稿的最大體會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從內容來講，“西政精神”反映了幾代西政人艱苦創(chuàng)業(yè)、努力辦學的結果。作為一種歷史和精神的存在，它突出表現(xiàn)在“西政之士”身上一種特有的精神氣質?！拔髡瘛币咽且粋€內容完整、內涵豐富、概括精準、表述成熟的概念體系。另一方面，要讓“西政精神”這個經典表述能夠給人留下生動畫面和深刻記憶，還應有以下三個典型素材或事例的支撐：一是西政的紅色基因——這是從西政創(chuàng)校來源意義上講的；二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抵制撤校和傾力復辦——這是西政歷史上最精彩的一頁，是任何其他政法院校都沒有的一段特殊經歷，值得深思；三是在學科建設工作中的高度自覺、非凡眼光和堅定的進取精神，折射出在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中西政人的高瞻遠矚和超前意識。之所以特別看重這三點，是因為它們是關系西政事業(yè)發(fā)展全局的大事，是支撐“西政精神”豐富內涵、詮釋“西政精神”的關鍵所在。沒有這三件事，“西政精神”的獨特性便無法站立。

再提幾點對第四版西政校史書稿的完善意見，供西政后繼者進一步續(xù)修校史時參酌：

其一，關于西政在全國法學教育事業(yè)中的定位。編撰校史，要進行一個基本定位。西政校史既是一所政法院校的歷史記錄，同時又是新中國法學教育歷史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斷不能僅僅視之為一所普通政法院校，應當把西政納入國家組織開展法學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的范疇來觀察和認識。在各種大學標簽令人炫目的今天，強調這一點的意義在于，雖然西政現(xiàn)在是一所重慶高校，但其作用和影響早已是全國性的。

其二，宜及時將紅色校史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納入西政校史。對西政校史上紅色資源的挖掘，過去重視不夠。近年來，西政黨委宣傳部、西政檔案館等部門用力開發(fā)和研究校史文化，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對趙蒼璧、蘇明德、胡光、周保中等“西政之士”先輩生平和他們在西政校史上作用的分析和評價。這些成果不僅是續(xù)修西政校史所需，而且對黨史研究也有重要意義。

其三，宜對設立重慶法律學校的意義進行充分闡釋。據考證，新中國重新布局設立政法教育機構，除各大區(qū)成立的政法院系外，還在1956年至1958年間由司法部舉辦過三所部屬中專層次的法律學校，即上海法律學校、濟南法律學校和重慶法律學校。但由于這些法律學校存在時間很短，多不為人所注意，已有的法學教育著述中也很少提及。根據司法部指示，前兩所學校由華東政法學院援建，何勤華教授在《華政的故事——共和國法治建設的一個側影》一書中，對這兩所學校的舉辦情況有較為詳細的記述。重慶法律學校則由西南政法學院援建。各版校史都有較為完整的記載，涉及該校的文獻檔案也都完好地保留在西政檔案館，續(xù)修西政校史時，宜將這部分內容予以進一步梳理和重視，并把該校放在當時背景下進一步闡釋其歷史價值。

其四，建議進一步考證西政校名題字。西南政法學院成立時，關于校名題寫者是誰有不同說法，包括郭沫若、周保中、但懋辛等，后又用過毛體，再后來是謝覺哉題寫，現(xiàn)在仍用郭沫若體。究竟如何演變，值得進一步探究。

其五，建議進一步說明西政為什么沒有“七七級”。新時期的西政校史，是從七八級開始的?！拔髂掀甙恕被颉拔髡甙恕币苍缫殉蔀橄碜u全國法界的專有名詞。不過回溯歷史，西政恢復辦學是1977年5月中央批準，恢復招生方案是當年六七月間確定，考試是在當年12月。從時間上看，西政完全可以參加當年的高考招生，那樣的話，西政校史就會與北大法律系、吉大法律系、湖北財經學院法律專業(yè)等一樣，從七七級開始譜寫了。西政歷史性地錯過了“七七級”的原因也很簡單——雖然教師隊伍基本保留，但校園被占無法招生。編寫西政校史書稿時，如能點明這層意思，則有助于生動地反映恢復中國法學教育是何等艱難和不易。

其六，建議進一步充足地估計和評價西政當年承擔全國性法學師資培訓任務的成效和意義。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國恢復法學教育所遇到的一個最大難題是師資極度匱乏，司法部為解決師資數(shù)量不足、業(yè)務能力亟待提高等問題，舉辦了一系列師資培訓班。由于西政師資隊伍整體條件較好，所以在師資培訓中承擔了重要任務，發(fā)揮了重要作用?，F(xiàn)有校史書稿對這方面內容的深入挖掘和意義闡釋，還有較大拓展空間。

“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中?！惫P者利用對書稿先睹為快的機會，回顧了與作者的多年交往經歷以及他在專業(yè)和管理工作方面給筆者留下的印象。作為一個“旁觀者”，從外部視角進行的觀察和分析，必是帶有相當?shù)闹饔^色彩和隨機偶然性，對西政校史書稿提出的意見是否完善、是否合理，有些可能需要時間來檢驗，有些可能需要多方進一步充分的溝通和交流。畢竟，各校校史都是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